土家族簡史——辛亥革命和民國時期的土家族（三）

    三、民國時期土家族地區(qū)的經濟
　　
    1919年“五四運動”爆發(fā)，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臺。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，各族人民的革命斗爭進入新民主主義時期。土家族人民的經濟、政治生活有了一個新的起點。但是，在國民黨反動統(tǒng)治階級的縱容下，帝國主義的侵略也進一步加強，日本帝國主義在1937年7月悍然發(fā)動了一場長達八年之久的侵華戰(zhàn)爭，戰(zhàn)火燃燒到湘鄂川黔接壤地區(qū)，使土家族人民深受其害，加之國民黨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乘機深入土家族地區(qū)進行瘋狂掠奪，土家族人民深陷在水深火熱之中，苦不堪言，要求徹底翻身的心情更加迫切，斗爭的火焰更加猛烈。
　　
    （一）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掠奪
　　
    1914年6月至1918年11月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爆發(fā)了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。戰(zhàn)爭期間，列強無暇東顧，一度放松了對中國的壓迫和掠奪，我國的民族工業(yè)得到了暫時發(fā)展的機會。曾經占據土家族地區(qū)的進口商品減少了輸入，讓位于來自上海、武漢等地的國產商品。以棉紗為例，1920年從岳州關進口的洋紗3 100余擔，價值23.9萬余關平兩，大多運至常德，銷往湘西和湖北來鳳、四川酉陽、秀山等土家族地區(qū)；而1923年經過岳州關的國產棉紗，達8.8萬余擔，價值414萬余關平兩，大大超過了洋紗的進口量。此后，經過岳州關銷往土家族地區(qū)的洋紗逐年減少，并逐漸被國產棉紗取代。但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結束后不久，英、美、日、法等國又卷土重來，加強了對土家族地區(qū)的經濟掠奪。曾經一度來源中斷的洋靛，到1924年，漢口又進口了7.8萬多擔，其中部分銷往鄂西土家族地區(qū)，使土家族地區(qū)傳統(tǒng)生產的土靛受到打擊，失去銷路，種植者日漸減少。美國在萬縣的美孚油行，英國通過買辦在湘西所里（今吉首）設立的正大公司在湘鄂川黔接壤地區(qū)大量傾銷煤油，并肆意抬高煤油價格，掠奪財富。1934年咸豐縣煤油每市斤售價3角，而恩施縣每市斤桐油僅值1. 76角，一斤桐油的售價買不到一斤煤油，這種不等價交換的剝削極為嚴重。
　　
    帝國主義在土家族地區(qū)掠奪原料的規(guī)模較前擴大，數量增多，使土家族人民生產的傳統(tǒng)土特產品緊緊依賴于國際市場，成為他們的原料生產基地。隨著國際市場對桐油需求量的不斷增多，英、美、日等國洋行蜂擁而至，在鄰近土家族地區(qū)的各大商埠收購桐油。安英利、三菱、三井、日華、禮和、福中、福和、承大、豐利等洋行，都爭先恐后涌至萬縣，大量收購鄂西、酉陽、秀山、黔江和其他各地的桐油。過去桐油由我國商人直接收購運至漢口，轉銷外國洋行，現(xiàn)在已被外商取而代之，中國商人遭到排擠。原先外國洋行收購的桐油，不經加工提煉，即以木桶或鐵桶盛裝，直接運輸出口。1927年，美國施美洋行在萬縣租地設廠，桐油經過精煉后才直接輸往美國。其后，生利洋行和聚興貿易部、中華公司、同義、華通等油行亦先后在萬縣設廠煉油，因而萬縣桐油的出口急劇增加，從1912年的9 000余擔，到1922-1931年間增至每年出口23萬擔左右，萬縣海關的貿易凈值（主要貨值為桐油），從1922年的1 400萬海關兩，到1931年增至1 700余萬海關兩。1922-1933年間，帝國主義列強先后在常德設立洋行，掠奪湘西盛產的桐油，據岳州關統(tǒng)計，每年出口的桐油都在30萬擔以上，其中有三年桐油出口都超過45萬擔。外國洋行不但排擠我國商人直接收購，而且深入產地調查產量，根據產銷變化，任意殺價，形勢稍有不利，立即停止收購，致使桐油種植者深受其害?？谷諔?zhàn)爭爆發(fā)后，上海、廣州、漢口相繼淪陷，長江出口斷絕，洋商買辦見出口受阻，無利可圖，立即停購，桐油價格猛烈下跌，每市擔由四十七八元陡跌至10余元。農民被迫毀掉桐林，改種其他作物，因而桐油產量急劇下降，一落千丈。
　　
    抗日戰(zhàn)爭期間，國民黨官僚資本的黑手也伸進土家族地區(qū)掠奪資源。1939年，國民黨統(tǒng)治集團設立商業(yè)復興公司，在湘鄂川黔等省收購桐油，自備車輛運輸；同時，還頒布統(tǒng)購統(tǒng)銷法令，對桐油、蠶絲、豬鬃等大宗出口物資實行壟斷，并規(guī)定桐油由復興公司獨家購銷。從此，土家族地區(qū)盛產的金色桐油，又成為官僚資本的財富。復興公司收購桐油時，極力壓低價格，農民出售桐油所得，還抵不上生產成本。秀山縣戰(zhàn)前桐油每百斤（每斤老秤18兩）可換米1. 25石（約合7市石），到1944年，每擔桐油的售價僅值每石米價的1/10湘西的農民出售一擔桐油還換不上70斤鹽。在官僚資本掠奪政策的扼殺下，土家族地區(qū)成片桐林荒蕪，無人墾復，有的被毀當柴燒，湘西、鄂西及秀山等地桐油產量下降一半左右。
　　
    土家族地區(qū)盛產的茶葉也是帝國主義掠奪的重要對象。1924年，英國商人通過買辦在茶葉主要產地鶴峰等地，利用當地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，開辦工廠，加工紅茶，經過廣州、上海出口，銷往英美。外國商人收購茶葉時，大殺茶價，以少量的資本掠奪大量的原料。1929年，英國洋行在漢口乘茶葉銷售呆滯之機，極力壓低茶價，每箱由過去白銀40兩壓至十五六兩。漢口尚且如此，鄂西茶葉產地更可想而知。抗戰(zhàn)期間，官僚資本控制的“中國茶葉公司”在恩施縣芭蕉鎮(zhèn)、建始縣長梁子、鶴峰縣留駕司等地，以“科學檢驗”為名，設廠制茶，壟斷茶葉加工與購銷，更加重了對土家族人民的壓榨。在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嚴重摧殘下，茶葉產量逐年下降，恩施地區(qū)由戰(zhàn)前年產200余萬斤，到新中國成立前只有130萬斤左右。產茶久負盛名的鶴峰縣，茶葉價格低落，1947年老秤40斤茶葉只能換一匹布，5斤茶葉換一斤鹽。茶農經營終年所得，還抵不上茶工和肥料的開支，茶農不愿繼續(xù)經營，紛紛砍掉茶樹，改種雜糧，以致1／3以上的茶園荒蕪，產量銳減。僅紅茶一項戰(zhàn)前年產40萬斤左右，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已降至戰(zhàn)前產量的1／3。
　　
    土家族地區(qū)出產的木材和五倍子等藥材也是帝國主義掠奪的重要對象?？谷諔?zhàn)爭前，湖南省木材主要產地之一的湘西，經沅水運至漢口、南京等地的木材，銷售價值達2 500萬元。五倍子是醫(yī)藥和制造顏料、染料、皮革的重要工業(yè)原料，湘西所產占湖南省總產量的85%，居全國第一位。其中尤以永順專署所屬各縣產量最多，占全省產量的73%左右?？箲?zhàn)前湘西外銷五倍子達400余萬元。戰(zhàn)后，在官僚資本的掠奪扼殺下，木材、五倍子等藥材的產量日益下降。1947-1949年，湘西五倍子每年輸出量只有1萬擔左右。
　　
    帝國主義傾銷商品、掠奪原料的結果，是土家族地區(qū)的自然經濟進一步遭到破壞，農村手工紡織、印染受到嚴重打擊。但是，農副產品的商品化程度卻日益增長。以桐油、茶葉為例，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后，隨著帝國主義大量掠奪桐油、茶葉，桐油、茶葉價格上漲，占有大量土地與山林的地主見有利可圖，遂將土地、山坡租佃給農民種植桐、茶，因而出現(xiàn)以種桐、茶為主的“桐農”、“茶農”，刺激了桐、茶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貧苦農民租佃地主土地種植桐樹，必須簽訂契約，規(guī)定每年須向地主交納桐子，稱為“桐租”，有的主佃平分，有的主六佃四，甚至主七佃三，桐租成為地主的重要財源之一。每年桐農交納桐租后，只能余少量桐子出售給油商或榨房，用來購買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。
　　
    桐樹種植業(yè)的擴大，帶動了農村手工榨油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凡產桐之地，都有手工榨房，這些榨房多由油商和地主經營，雇工榨油；也有民間集資開設，收購桐子榨油出售的；或代桐農榨油，收取手工費用的。酉陽縣有大榨房5處，每日可榨油300余斤，小榨房約100余處，每日榨油150斤左右。黔江縣小榨房約150余處，每年冬夏榨油3～5個月，春夏之交則改榨菜油，一年平均可榨半年至10個月。
　　
    鄂西及四川酉陽、秀山的生漆，恩施縣龍鳳、屯堡、茅壩等地的苧麻，來鳳縣卯洞所產的常山、法夏、麥冬，石柱縣的黃連、天麻等藥材，產量相當可觀，都是輸往外地的重要商品。
　　
    （二）鴉片種植泛濫
　　
    西方資本主義侵略帶來的嚴重禍患一鴉片的種植面積不斷擴大，成為土家族地區(qū)最大的社會公害之一。鴉片是大小軍閥生命攸關的重要財源，也是土匪賴以為生的根基。長期盤踞在川東、鄂西的劉湘、楊森和湘西的陳渠珍，為了購置槍械，增加兵員，擴充實力，在各自的轄區(qū)內，依靠武力，強迫農民種植鴉片。然后巧立名目，征收各種煙稅，作為他們“合法”的財政收入。在這些軍閥的暴力壓制下，土家族地區(qū)各族農民被迫將大量的良田沃土改種鴉片，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縮小。
　　
    鴉片的大量種植，給土家族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，糧食難以自給，人民生活困苦不堪。“1921年，四川酉陽、秀山、黔江及彭水，由于糧食缺少，發(fā)生饑荒，主要是因為把土地改種了鴉片”。但是，各種名目的煙稅收入，卻養(yǎng)肥了大小軍閥。1932年，湖南軍閥何鍵為了對付割據湘西的陳渠珍，籌劃對策，在鳳凰縣設立嗎啡制造廠，利用鄰近各縣和川、黔邊界各縣入境的煙土，制造嗎啡，大發(fā)其財。大小軍閥依靠源源不斷的鴉片收入，購置槍支彈藥，擴充兵力；一旦實力充足，羽翼豐滿，又要發(fā)動戰(zhàn)爭，擴大地盤，相互爭奪。因此，鴉片和軍閥之間的混戰(zhàn)結下了不解之緣。“湖南數年來的戰(zhàn)事，完全是為了鴉片問題，因為一般軍人，多分據地盤，迫令農民種煙抽稅。湖南的收稅區(qū)域，要算湘西為最好，大家要想駐扎湘西，于是便火并起來”。
　　
    抗日戰(zhàn)爭時期至新中國成立前夕，鴉片又成為國民黨大小官僚、土匪和地主豪紳發(fā)財致富的重要財源。國民黨反動政府雖曾表面上禁止種植鴉片，但是，名為禁煙，實為抽稅，土家族地區(qū)的鴉片種植并未減少。外號“掃地王”的保靖縣大惡霸、匪首徐世弟、徐世發(fā)兄弟，強迫農民每戶至少種鴉片1000棵，征收50%以上的煙稅；不種的，除吊打外，仍需交2兩鴉片，名目為抽“懶稅”。保靖縣“水田鄉(xiāng)隘口一帶，煙苗遍地”。五峰縣民族、民權、民生三鄉(xiāng)交界處和民族鄉(xiāng)境內的白巖園、茶丘、茅坪，民權鄉(xiāng)境內的天堰坪、馬子山、橫沖、百馬槽等地，煙苗頗多，約在1000畝以上。地主豪紳用武力保護種煙。古丈、大庸、桑植、永順、龍山等縣所屬的明溪、三梭、大達諸鄉(xiāng)“鴉片年產約在一千擔左右，……按現(xiàn)價格，每年收入至少在一千億至二千億之間”。鴉片更是土匪糧餉的最大來源，他們以武力強迫農民種植，凡屬土匪“盤踞之區(qū)，莫不大種其鴉片”，“匪賴煙以存，煙賴匪以生”。“土匪和鴉片，幾乎結成了共存共榮的密切關系”。因此，“鴉片成為土匪的生命線，湘西的土匪，以種煙為唯一之生產事業(yè)，嚴格言之，即當土匪的人，非種煙實無以為生”。
　　
    鴉片的大量種植與吸食，流毒嚴重，為害極大，致使有的地區(qū)“一村一鄉(xiāng)，百業(yè)荒廢，傾家蕩產者不可勝計”。鴉片成為土家族地區(qū)的一大社會災害，受到各族人民的強烈反對和社會輿論的譴責。國民黨政府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，有時不得不給地方官吏下令鏟除煙苗；但是，貪污成性的國民黨官員往往以接收賄賂而罷手，或者地主豪紳以持槍抗鏟而終止。因此，鴉片的種植，非但沒有減少，而且愈禁愈多。
　　
    （三）抗日戰(zhàn)爭時期手工業(yè)的發(fā)展
　　
    抗日戰(zhàn)爭期間，隨著漢口、長沙相繼淪陷，國民黨湖北省政府遷至恩施，湖南省政府撤至沅陵。土家族地區(qū)遷入的人口急劇增加，外地貨物來源斷絕，日用生活必需品供不應求，因而手工業(yè)獲得了短暫的發(fā)展機會。
　　
    在各種手工業(yè)中，以紡織業(yè)和造紙業(yè)的發(fā)展最為迅速。廣大農村婦女利用農閑時間紡紗，每逢趕集，攜帶棉紗換取棉布，除滿足自己家庭使用外，剩余的還可以出售。恩施縣距城四十里以內的農村，多有婦女用單式手搖機紡紗，城南、城北各鄉(xiāng)亦有以織布為業(yè)的零星機戶，其中以龍鳳壩為最多。1943年，國民黨湖北省政府建設廳在恩施縣城北紅廟設立紡織工廠，有七七式手紡織機30臺，寬鐵機9臺，以及窄木機等，職工120余人，每月可產紗1000余斤，布近500匹。由民間集資經營的巴施麻棉紡織合作社，建立于恩施城北農村，內有鐵木機、窄布矮機、七七改良紡紗機約44臺，男女工人80人，月產布1300多匹。在龍鳳壩由私人經營的動力彈花廠，有鋸齒式彈花機2臺，以水力推動，每天可彈花200多斤。這些工廠的設立，帶動了農村手紡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他們除自紡紗外，還將棉紗貸給附近農村紡戶，然后收回土紗，按照土紗的數量與質量給以工資。過去有些不事紡織的農村，在這些工廠的推動下，農村婦女也多習紡織。永順縣建立的織襪廠，擁有48部織襪機，產品銷售到附近各縣市場。
　　
    抗戰(zhàn)期間，隨著一些文化、教育、新聞單位遷至土家族地區(qū)，對印刷用紙的需要日益增多，促進了手工造紙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過去土家族地區(qū)農民利用農閑時間，就地取材，只能制造供油紙燈籠、油扇、包裝用的土皮紙，以及供祭祀用的火紙，印刷用紙都要由外地購進。國民黨湖北省政府為了出版報紙的需要，派出技術人員，利用咸豐、利川、恩施三縣邊境地區(qū)豐富的構皮原料，在構皮的聚集市場利川縣毛壩，約集皮紙作坊主，改進技術，依照新法造紙。因此，毛壩鄉(xiāng)的造紙業(yè)迅速發(fā)展起來，造紙作坊約200余家，其中有20余家經過改進技術，生產的產品可供印刷報紙使用，其余作坊仍制造皮紙和火紙。這些造紙作坊中，只有少數專業(yè)造紙，多數是農民在農閑時經營的副業(yè)，產量不大，一個熟練的紙匠，整天操作，只能生產3.5刀紙。1943年，永順縣由官商集資，合股經營，開辦造紙廠，共籌集資金法幣27萬元，每股股金1000元，湖南省建設廳和永順縣政府各出90股，其余90股由民間集資。此外，鐵質農具制造、印染、碾米等手工業(yè)都有不同程度的發(fā)展。
　　
    但是，各種手工行業(yè)的發(fā)展好景不長，抗戰(zhàn)結束后，在國民黨統(tǒng)治的摧殘下，大都被迫停產。恩施縣原有100多架織布機，到新中國成立前只有二三十部還在開工。
　　
    （四）公路的修筑
　　
    國民黨為了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武裝力量，肆意掠奪土家族地區(qū)的經濟資源，抗戰(zhàn)前后在湘、鄂、川、黔邊界地帶大肆修筑公路。1935年，決定修筑湘川公路后，即分段加緊施工，經過一年多時間，途經瀘溪、乾城、花垣、秀山、酉陽、黔江等縣，全長1390余公里的湘川公路建成，在鄂西地區(qū)，由巴東經恩施至來鳳公路，沅陵繞四川至恩施等公路相繼通車。
　　
    這些公路的修筑，不僅成為國民黨對革命根據地和紅軍主力部隊進行圍剿鎮(zhèn)壓的重要軍事補給線，而且成為官僚資本掠奪土家族地區(qū)土特產品的主要運輸線，給沿線各族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。國民黨反動政府在“筑路剿共”的政策下，大批征調義務民工，僅湘川公路湘西段，1936年春耕大忙季節(jié)，“為顧及民艱起見”，減少工役，“乾城減為二十萬工，永綏減為二十萬工，保靖減為十五萬工，古丈減為四萬工，永順減為十一萬五千工，鳳凰減為八萬工，共七十八萬五千工”。農忙季節(jié)征調民工數量如此之大，農閑季節(jié)更可想而知。沿線廣大土家、苗、漢等族民工，不但要自帶糧食、工具，承擔采石、運沙、平整路基等沉重的勞役，而且經常遭受監(jiān)工們的毒打。僅湘川公路因繁重勞役、工傷事故和被監(jiān)工毒打致死的民工就達6000人。
　　
    沿途因公路奪去土地、喪失生產資料陷入貧困境地的農民，亦為數不少。國民黨政府在修筑公路的幌子下，極力壓低土地價格，大量征購土地，對廣大農民進行殘酷的掠奪。他們規(guī)定以每畝4元的低價，強行收買農民土地，但是，這些微薄的地價，國民黨政府也長期拖欠不給，規(guī)定成為一紙空文，被公路奪去土地的農民一無所得。“‘公路成，民脂民膏盡’，這種沉痛的話，幾乎響遍了沿途各縣”。至于國民黨通過掠奪資源得到的財富，那就更加無法統(tǒng)計了。
　　
    1947年，人民解放軍李人林、王定烈部活動于鄂西，并時而進擊湘西。國民黨為了阻止解放軍進入湘西，確保湘西“治安”，遂又以“義務勞動”的名義，大量強征民工，加緊修筑公路，企圖建立湘西公路網。他們計劃修筑永綏（今花垣）至永順、慈利至大庸、大庸至永順、慈利至桑植、永順至桑植、永順至龍山等線路，這些公路有的在民工日夜趕修下已經建成，有的因人民解放軍的神速進軍而被迫放棄。
　　
    湘鄂川黔邊境公路的修建，雖然在當時對國民黨的統(tǒng)治有利，但客觀上也促進了這一地區(qū)政治經濟的發(fā)展，并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家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提供了有利條件。
　　
    （五）土地集中和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
　　
    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深入，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(zhàn)，以及國民黨反動政府對人民敲骨吸髓，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壓榨剝削也日益加強。地主階級趁農村經濟日漸破產，大肆購買和兼并土地，使大量土地逐漸集中在地主手中。在土家族地區(qū)，一般占農村總人口5%～7%左右的地主，占有全部土地的40%～50%，有的地區(qū)竟高達70%左右。咸豐縣黃金洞占總人口1.06%的地主，占有63%的土地。龍山縣苗市鄉(xiāng)第二村的7戶地主，占該村總田數的77%，山土的53%。有些大地主的土地橫跨兩三縣，古丈縣偽縣長張平兼并搶掠的土地達1萬余畝。恩施縣新塘的大地主馮玉池，所占土地跨恩施、宣恩、鶴峰3縣，有60多個莊戶；白梁的大地主鄧廉溪，占有的土地跨恩施、利川兩縣。來風縣被稱為“黃鐵腦殼”的大地主，占有高達年收4萬余擔谷的良田，地跨來鳳、龍山兩縣。地主除擁有大量良田沃土外，還占有大批的耕畜、農具等生產資料，占農村人口90%左右的農民，只占土地總數的20%～30%。廣大的貧雇農民被迫在山上和深谷的零星小塊土地上耕作，許多已經完全喪失土地，陷于赤貧狀況。地主階級依靠擁有的大量土地，對農民進行殘酷剝削和壓榨，廣大少地或無地的貧苦農民，被迫向地主租佃土地耕種。農民租種土地首先必須向地主交納押金，作為信用金額，否則，是難以租到土地的；即使租到土地，所負擔的田租也很重。湖北五峰縣稱押金為上莊錢，多寡無定額；貧窮、無力交納押金的佃戶，其年納課租較交納租金者為重，民間稱之為“莊重課輕、莊輕課重”?？谷諔?zhàn)爭前，四川租佃押金逐漸增長，比以前增加10%以上，其中川東地區(qū)的押金最重；在其他地區(qū)，佃戶租地必須預先向地主交納一年田租的60%作為押金，而在川東則需交納80%的押金。酉陽、秀山、黔江等地無一例外。押金是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重要手段，如果農民拖欠田租，或者林木損壞，地主即從佃戶交納的押金中扣除。
　　
    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主要形式是收取地租，其中主要為實物地租，亦間有貨幣地租。實物地租有分租制和定租制兩種，以分租制為主，視土地的肥瘦，確定主佃分成比例。土地貧瘠者為對半分，土地肥沃者則為六四分（地主六成，佃戶四成），也有高達七三分的（地主七成，佃戶三成）。定租制系根據每年收獲量確定租佃雙方分成比例，租額很高，一般占收獲量的一半，有的占60%～70%。當幣值穩(wěn)定，糧食價格低落時，有的地主往往改收貨幣地租。
　　
    地主對農民除地租剝削外，還有名目繁多的額外剝削。逢年過節(jié)，遇有紅白喜事，佃戶必須向地主送禮；每到收獲季節(jié)，地主查田和收租時，佃戶必須準備酒肉進行招待；地主家需要勞務，佃戶還要負擔無償勞役等。佃戶如果不承擔這些額外負擔，就有被奪佃的危險。
　　
    雇工剝削也是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重要形式。喪失土地的窮苦農民，不得不出賣勞動力，為地主、富農當長工，打短工，以維持生計。雇工分年工、月工、日工三種。雇工的工資微薄，終年勞苦所獲，僅夠勉強維持自己的最低生活。龍山縣多谷鄉(xiāng)有的惡霸地主仗勢欺人，長工勞動一年，非但不給工資，反而將其趕出家門，不準別家雇傭。
　　
    每當農業(yè)歉收和青黃不接時，廣大貧苦農民被迫向地主、富農和富商借貸，忍受高利貸的剝削。“一般農民為了生存及繼續(xù)耕種的一切生產費用，不能不投高資本者的途徑，求其賜助。因之高利貸的活躍，在農村中異常神速而普遍，累得農民無不債臺高筑”。地主放高利貸分貸錢、貸糧、貸桐油，甚至鴉片也成為借貸的內容。借貸利率極高，一般借錢加息30%，借糧加息50%，甚至還有利加利，“驢打滾”，利率高達100%以上的。高利貸的盤剝使得農民往往無法償還，就只好“以工抵債”。龍山縣苗市鄉(xiāng)有的貧苦農民向地主借桐油20斤，利滾利，逼得給地主扛了三年長工，還抵不上利息，反而倒欠地主30斤桐油。咸豐縣大村鄉(xiāng)有的農民向地主借錢，三年后利滾利，20多擔田全被地主霸占，被迫為地主當長工。
　　
    在地主階級的殘酷壓迫剝削下，農業(yè)生產長期處于停滯狀態(tài)，農業(yè)生產水平低下。廣大貧苦農民只有鋤、柴刀等簡單的生產工具，耕牛、犁、耙等生產工具十分缺乏，不僅無力擴大再生產，甚至連簡單再生產也難以維持。因而農業(yè)產量很低，正常年景水田畝產兩三百斤，山地包谷畝產百八十斤。這是封建地主所有制束縛農業(yè)生產力發(fā)展的必然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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